以水为本、以城为根、以文为魂是中国大运河文明延展的不朽篇章。
面对正在“申遗”路上的大运河、面对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、面对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名镇及人文风情景观，人们急需对大运河的文化与社会经济价值作出表达。不然，多元且丰富的大运河文化战略将缺少顶层设计和发展蓝图。人们应当看到，由于“申遗”的努力，虽然大运河正在从“失忆”状态中走出来，但是，不少运河城市在利用、保护大运河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备受困扰，运河文化内涵的价值诉求不清，运河国际化视野话语表达不明。目前，我们极有必要从理论层面予以梳理并提升。
原国家文物局局长、现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的《大运河遗产保护》一书，从多方面为我们解读了大运河遗产保护路上的诸多问题，是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利用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传承之作。
单霁翔的《大运河遗产保护》一书系他的“新视野?文化遗产保护论丛”（第一辑）的第一卷。该书虽篇幅不大，但内涵丰富。因为它本质上属于中国大运河“申遗”的事件“史书”，从中可读到自2004年以来，单霁翔一直思考、践行、求索、努力的运河“申遗”与保护之路。
有“运河三老”之称的罗哲文（已故）、郑孝夑、朱炳仁在2005年12月首次联合京杭大运河沿岸18个城市的市长，发出《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“申遗”工作的信》。单霁翔也早有此想法。笔者从单霁翔所写的《大运河遗产保护》一书中读到“关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亟待加强的提案”。这份提案是2004年3月全国“两会”的政协提案。
单霁翔不仅身体力行倡导大运河“申遗”，同时还强化大运河遗产保护理论的研究。他在《大运河遗产保护》一书序中表示，鉴于大运河保护和“申遗”需要大量基础研究工作为支撑，国家文物局早于2004年便启动了“大运河整体综合性保护可持续性研究”课题，初步分析并提出了大运河保护的科技需求，研究了大运河综合保护的诸项技术思路。随后，国家文物局在2004年又设立了“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研究”课题，不仅为大运河保护提供了新思路，还首次在国内开创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理论和方法。
作为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理论阐述，单霁翔在2006年发表了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接轨的线性文化遗产“学说”，其6大特征是 在保护要素上，大运河是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“文化景观”；在保护类型上，大运河是静态与动态共同构成的“活着的、流动着的文化遗产”；在保护空间尺度上，大运河是由点、线、面共同构成的“线性文化遗产”；在尺度空间上，大运河是由古代遗址、近代遗迹还有当代遗产共同构成的“文化遗产廊道”；在保护性质上，大运河包括了反映普通公众生产生活的工业遗产、乡土建筑等“民间文化遗产”；在保护形态上，大运河是由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结合而成的“文化空间”。单霁翔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价值的认知，开阔了我国文化遗产（含大运河遗产）保护的视野。
大运河历史证明：国家兴，运河畅；国家衰，运河败。从春秋后期经隋唐宋元明迄今的各个时期，大运河线路曾发生许多曲折复杂的演变，运河沿线各地生态、环境南北迥异，历史进程曲折激荡，文化内涵丰富多彩，民俗风情复杂多样，时代面貌变化万千，沿岸城镇兴衰沉浮，在这一切变幻莫测、博大精深之后，“活的运河”与“变的运河”造就了流动的遗产与作为瑰宝的“文化长廊”。
城市恰如一本打开的书，积淀着许多丰厚的文化底蕴，因此，城市设计的溯源记忆必然带给文化遗产一定的影响力，体现出城市的宏伟气魄和壮丽图景。就城市的兴起而言，在大运河沿岸的诸多城镇中，没有哪个城镇是不曾受惠于运河恩泽的，其名城有北京、天津、杭州、苏州、扬州等，名镇有南浔、嘉兴、盛泽等，运河城市与运河是“一体同胞，唇齿相依”的关系。
单霁翔在《大运河遗产保护》一书中还强调城市加速发展要提升城市的文化理想。他认为每个拥有文化内涵及历史视野的城市决策者，都应懂得珍惜每一处具有人文价值的历史城区、传统建筑以及文化街区。要充分认识到不少管理者以现代化发展、生活方便需要改变历史街区的落后状态等理由，对旧城进行改造，其实是为其破坏行为辩解；更有些地方以“现代化改造”为旗号，以毁灭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景观为代价，来换取短暂的现实业绩和经济利益，致使“千城一面”形态加剧；日益严重的“商业化”、“人工化”影响着文化城市的建设与生存环境，使得运河城市独有的价值正在逐渐丧失。
该书通过32篇各具特色的论文、报告、演讲、访谈稿，将中国悠久历史与当代文化结晶的大运河娓娓道来，有历史文化、有艺术审美、有科学研究，更有他本人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独有见解与情怀，凸显了运河文化“活”态遗产的特质。他要告诫读者朋友，一个真实的、完整的大运河，是运河水与枕水而居的运河人家的生生不息换来的，千年流淌的运河已走进百姓心中。目前，作为“活态”遗产的申遗标准需深刻理解，但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矛盾必须解决，运河长流是不争的事实。